
雍正八年,皇帝在养心殿里改定官制的时候,大概也不会想到,后人会拿“巡抚”和“侍郎”这两个官职反复比较。一个管地方,一省之长;一个在京城,侍从天子,掌管部务。看着差不多,其实门道很多。哪一个更高?表面半斤八两,细抠之下,却有些耐人寻味的微妙差别。
清代的读书人,多数把“总督、巡抚”和“尚书、侍郎”看作一档,说是“部院大臣”,好听,好看,也体面。可真到朝堂运转、人事升迁的时候,就会发现:这只是笼统说法,不是硬杠杠。总督未必真就和尚书完全对等,巡抚也未必在任何时候都能和侍郎一视同仁。
有意思的是,很多中晚清的封疆大吏,自己在仕途中就先后当过侍郎和巡抚,甚至在两者之间来回调动。对他们来说,哪一个“更高”,并不只是看俸禄,更在于权力、前途以及皇帝的态度。也正因为这样,两者的比较,才不像课本里的那几行字那么简单。
一、从“半级之差”看官品门槛
照清代定制,巡抚的原品是从二品,早期的侍郎也是从二品。到雍正八年,新一轮官制改革,把尚书提到从一品,侍郎升为正二品。这样一来,从纸面上看,侍郎就比巡抚“高半级”,这是很明确的变化。
这一“半级”,看起来不大,却关系到一个人的仕途起点和上升空间。官场里,正二品和从二品,不仅是俸禄的差异,还代表进入权力核心的门槛。正二品的京官,离军机处、内阁、六部尚书那一层更近,而从二品的地方大员,再风光,也是外官。
不过,雍正帝对巡抚并不吝啬。雍正元年,他专门定下巡抚“加衔”之制:如果是由侍郎出任巡抚,就给一个兵部右侍郎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衔;若是由学士、副都御史、卿员、布政使等升任,则统一加右副都御史衔。这样一“加”,巡抚的名义品级就往上挪了一格。
乾隆十四年,又有一道规定,把巡抚的加衔进一步制度化:除本身就是侍郎出任者外,其余巡抚一律加右副都御史衔;至于要不要再加兵部侍郎衔,则由吏部具题。理论上讲,这里还有一层筛选空间,实际上到后来,加兵部侍郎几乎成了惯例。
不得不说,这种“加衔”有点类似“享受待遇”的说法。原品是从二品,加了正二品衔,成了“从二品加正二品衔”,听着风光,按品秩排序时,还是要把原品放在前面。真正发生争议时,硬指标还是原品更有说服力。
所以从官品角度看,单论“原品”,侍郎略高半级;但一旦算上加衔,巡抚又能把这个差距给“补回来”。只是这种“补”,毕竟带着一点“借名义”的意味,底子如何,内行人心里有数。
二、同是“部院大臣”,含金量却差别不小
如果只看《大清会典》里的条文,巡抚好像是一个统一规格的职位:按八督十五抚定制,各省巡抚一样的品秩,一样的衔称。可到了实际操作阶段,就会发现,各地的巡抚完全做不到“一碗水端平”。
经济繁荣、军务繁重、交通要道集中的省份,巡抚自然分量更重;地处偏远、人少地瘠、军政相对简单的地方,巡抚就算名义相同,地位也会打折扣。这个现实差别,在乾隆中期已经非常明显。
看几个典型的例子。
山东、山西、河南三省,不设总督,由巡抚兼提督,等于是省政、军务一肩挑。这样的巡抚,在地方上的实际权力,与设总督的省份几乎相当。朝廷在选人时也格外谨慎,很少让新晋巡抚一上来就接这种重任。
再对比江苏和云南。乾隆时期,江苏的赋税额高达九百二十余万两,是全国头号财赋大省;云南的额税只有六十余万两,相差十几倍。人口上,江苏三千万出头,云南不到八百万。钱粮、人丁、漕运、商贸,江苏都在前列,云南则显得边远萧散。
这种差距,直接体现在巡抚的“含金量”上。江苏巡抚往往由皇帝最信任的心腹出任,担任几年,升任两江总督、湖广总督,是常见路线。不少政声卓著的重臣,都是从江苏巡抚起步。云南巡抚虽然也是封疆大吏,却和云贵总督同城办公,很多职权被总督覆盖,伸展不开手脚。
放在今天的眼光看,有点类似经济大省的“一把手”和欠发达地区的同级主官,名义平级,实际话语权并不在一个档次。清代官场的人事观念,和这种现实考量息息相关。
侍郎这一边,差别同样存在。六部虽然在制度上平行,但在具体职权上差距不小。吏部主管铨选,户部掌财政,这两部家底厚,涉及全局大事,侍郎自然分量足。礼部、兵部、刑部稍逊一筹。至于工部,主要管工程营造、河道修治,虽也重要,却很少直接干预地方政务,政治影响就弱很多。
把这一点和各省巡抚对比,大致能找到一种“对应关系”。吏部、户部侍郎的地位,差不多能和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浙江等省的巡抚放在一个档次;礼部、兵部、刑部侍郎,大致和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这些中等省份巡抚相当;工部侍郎则更接近云南、贵州、广西等边远省份的巡抚。
从这个角度看,“巡抚 VS 侍郎”根本不是一个笼统的对比,而是一对多、层层对应。经济越发达、军政越复杂的地方,巡抚越被看重;六部里实权越大的部,侍郎的含金量也随之水涨船高。
三、晋升渠道的差别:仕途高低的关键
真正到了官场,人们最在意的,往往不是当下坐在哪个位子,而是这个位子能通往哪里。巡抚和侍郎虽然都算高位,但在晋升路线上的差别,直接影响了后人对两者“高下”的判断。
按定例,巡抚缺出时,补任人选大多从几个渠道中挑:内阁学士、翰林院掌院学士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、顺天府尹、奉天府尹以及各省布政使等。这些人有的是科甲出身的翰林高第,有的是地方财政主官,履历比较接近。
侍郎缺出时,候补名单略有不同:内阁学士、左副都御史、宗人府丞、通政使、大理寺卿、詹事府詹事居于第一顺序,顺天府尹、奉天府尹以及光禄寺卿、太常寺卿等在其后。可以看到,侍郎来源更多偏向京官系统,尤其与内阁、都察院这些中枢机构关联紧密。
就“入口”而论,两者不分伯仲,很难单纯说哪个更高。但到了“出口”,情况就明显不同了。
按清制,巡抚往上走,一般是升总督。说明朝廷把巡抚视为封疆大吏的预备队,出任得好,就有机会成为“总督一方”。但从例文看,巡抚直接升任六部尚书的情况,并不被制度鼓励,属于“破格”。
侍郎则处在六部系统的关键节点。往上一步,是尚书;往地方去,可以出任总督。也就是说,侍郎既是尚书的第一候补,又是总督的主要来源之一。一个侍郎,扛得住,走两条路都行;一个巡抚,常态下多半只指向总督一条线。
不可否认,清代也有巡抚升尚书的案例,不过这些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:要么是皇帝特别赏识,借军功或政绩一提再提;要么是时局特殊,需要破格任用。放在制度框架里,只能算“特例”,不能当成常规路径。
还有一点很关键,便是“京官”和“外官”的整体地位差异。同品级的情况下,京官一般高于地方官,这是明清两代官场的共识。比如从二品的布政使,如果调回京,只能做三四品的京堂;知府、道员回京,也只能从郎中、员外郎做起。
巡抚因为是封疆大吏,这种“降档”没那么明显,但整体规则仍在:正二品侍郎,终究站在京城权力中枢,离皇帝近,参与部务,影响面广。巡抚虽说一省之长,距离朝廷远,话语权多半要通过奏疏、题本来表达。
从仕途角度衡量,在许多科甲出身的官员心中,如果既有机会做巡抚,又能出任侍郎,往往会偏向后者。一位老翰林在友人面前曾感叹:“出镇一省,风光一时;留身京畿,方有后力。”这句话,道出很多人的真实想法。
四、权力天平为何在军兴之后倒向巡抚
不过,有一个变化,彻底打乱了这种长久以来的“内重外轻”。咸丰朝以后,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,清廷在军事、财政、人事上的中枢控制力大幅削弱,原本集中在京城的权力,被迫下沉。
从这个时期往后看“巡抚 VS 侍郎”,天平就慢慢倾斜了。
太平天国战事最紧的时候,朝廷对地方大员的依赖前所未有。为稳定局势,皇帝不得不把军权、财权、用人权更多交给督抚。这些人可以掌握地方团练,募集湘军、淮军之类的乡勇,又能直接掌控筹饷、采办军需的渠道,手中的实际权力,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“从二品加衔”那几行字。
曾国藩便是典型例子。他在咸丰初年还是一个普通京官,之后外放,历任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,掌湘军军权。那时候,哪怕名义上还有户部、兵部侍郎在京值守,实际指挥战事、调度钱粮的,不是这些侍郎,而是驻扎在前线、坐镇大营的督抚。
试想一下,战事正急,江南一线的军饷发不下来,地方的团练士气立刻就会动摇。朝廷要解决问题,得先看谁掌控地方库银、漕运以及民间借贷。很快,巡抚就成了这一链条上的关键人物。有的巡抚被授予“便宜行事”之权,可以临时征调财力,事后再向朝廷报备,权力之大,可见一斑。
这种局面延续到同治、光绪时期。湘军、淮军体系成形后,督抚兼有督师之责,成了地方“军政合一”的重臣。侍郎虽然仍在六部主持日常事务,但拿在手上的,多是制度层面的审核、文书上的批转,缺乏直接掌兵、掌钱的实权。
不得不说,从这个阶段起,如果把一位总督、巡抚和一位六部侍郎摆在同一张桌子上,地方大员在现实政治中的重量,往往远远超过后者。朝廷需要安抚士绅,督抚可以主持团练;需要筹饷,督抚能与地方富户交涉;需要清剿匪患,督抚又是统兵之人。侍郎再有章程法条,也很难越过这层现实格局。
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侍郎完全失势。在制度层面的修订、政令的拟定、奏章的批核等方面,仍需要六部侍郎参与。但一旦涉及到实地操作,尤其在军兴之时,话语权明显偏向地方。
到了晚清新政时期,中央试图通过新军、咨议局等改革重新整合权力,这个“地方坐大”的局面有所缓和,却难言根本逆转。巡抚和总督仍然掌握广泛的地方资源,成为帝国后期维系运转的重要支点。
从时间线拉长来看,清初到道光年间,侍郎在制度和晋升意义上略占优势;自咸丰之后,随着战乱频仍,巡抚的实际影响力迅速上升,不少人甚至用“一方诸侯”来形容他们。这种变化背后,是朝廷权威由强至弱的转折。
五、半斤八两之中,哪里“险胜”?
回到最初的问题:巡抚与侍郎,谁的地位更高?单凭品级数字,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:侍郎为正二品,巡抚从二品加衔,侍郎略胜半筹。这一点,在雍正、乾隆时尤其明显,很多没出京的官员心里,也普遍认同这种排序。
但只要把视野稍微放宽,就不难发现,两者之间其实是一个不断拉扯的过程。
从制度设计看,侍郎接近权力中枢,晋升路径通向尚书和总督,有“向上”的空间;巡抚则作为封疆大吏,多指向总督,属于地方体系里的顶层官员。要论仕途“可塑性”,侍郎稍占便宜。
从地方实际权力看,特别是在经略重地,像江苏、浙江、山东等财赋重省的巡抚,管理范围广、接触层面多,与朝廷的互动频繁,实际影响力不输侍郎。甚至在关键时刻,皇帝更看重这些地方大员的态度。
从历史阶段看,太平天国之后,巡抚手中集中大量权力,在军政实务层面,往往高出侍郎一截。侍郎虽说仍有“京官”光环,却难以在关键决策中单独起决定性作用,只能通过六部整体运作来体现存在感。
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相对稳妥的判断,大致可以这样理解:在制度秩序较为稳固、皇权强势的时期,侍郎略高;一旦进入战乱频仍、中央权力下移的阶段,巡抚的分量就明显加重。
有时候,两者的差距,还要看出任者自身的资历与皇帝的信任度。一个名声在外、深得圣眷的巡抚,未必会把某位工部侍郎放在眼里;而一位出身翰林、从军机处出来的户部侍郎,也很难把偏远地区的巡抚视作同侪。这种微妙的心态,在无数折子、题本和日常应酬中悄悄起着作用。
总的看,巡抚与侍郎确实算是“半斤八两”。但从官品、晋升渠道、京官地位这些硬指标来看,侍郎在理想的仕途序列中略有优势,是少数情况下的“险胜者”。而在兵燹连年、朝廷势弱的晚期,真正能左右局面、手握军政实权的,多半还是那些镇守一省的巡抚与总督。
历史留下的,不是一句简单的“谁高谁低”。更清晰的是一个帝国由盛而衰的权力轨迹,以及在这条轨迹上我爱配资家,京官与外官之间此消彼长的起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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